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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：极速快32024-01-18 17:48

法国第二次大罢工抗议延长退休年龄马克龙：没得商量******

　　中新网2月1日电综合报道，当地时间1月31日，法国工会发起第二次全国罢工，数以百万计的教师、公务员以及其他各行各业的从业者走上街头参加了游行示威活动。报道称，当天罢工严重扰乱法国的电力生产、公共交通和学校运作等，使各地的公共设施陷入瘫痪。

资料图：2023年1月31日，在法国北部城市里尔，民众正在参加抗议养老金改革活动，警察在维护秩序。

　　据路透社报道，法国内政部表示，在法国8家主要工会的号召下，当天共有127.2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。他们手举“反对养老金改革”、“我们不会放弃”等横幅游行示威，反对总统马克龙的养老金改革计划。这项计划拟通过将最低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至64岁，来消除养老金体系中的赤字。

　　报道称，这是法国工会第二次全国性罢工。此前1月19日，也有超过100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。法国总工会(CGT)称，仅在巴黎，就有50万抗议者聚集，但当局表示估计这个数字为8.7万人。

　　“对总统来说，这很容易。他坐在座位上……他甚至可以工作到70岁，”公交车司机伊莎贝尔·特克西尔在抗议活动中说道。“我们不能要求普通工人工作到64岁，这是不可能的。”

　　据报道，罢工严重扰乱法国的电力生产、公共交通和学校运作等，使各地的公共设施陷入瘫痪。当天法国只有三分之一的TGV高铁列车运行，巴黎地铁则严重受到影响。此外，巴黎市长伊达尔戈决定声援游行和罢工，当天暂停市政府对外服务，并在市政府外挂出声援的条幅。

　　另据英国广播公司(BBC)报道，法国当局宣布动用了1.1万名警察在全国200多个示威地点维持秩序。在巴黎示威路线尽头的沃邦广场发生了小规模冲突，约30名示威人士被捕。

　　马克龙政府：“没有商量余地”

　　民意调查显示，尽管三分之二的法国人反对这项改革，但马克龙政府并不打算顺应民意，称将退休年龄推迟到64岁是“没有商量余地的”。

资料图：法国总统马克龙

　　马克龙也在1月30日明言，这项改革对确保养老金制度的继续运作“至关重要”。

　　根据法国劳工部的估计，若将民众的退休年龄延后至64岁，并延长缴费期，法国每年的养老金缴费额将增加177亿欧元，从而使养老金系统在2027年实现收支平衡。但法国工会认为，政府也可以通过对富豪征税，或要求雇主和拥有很多养老金的人缴纳更多费用。

　　据悉，大规模抗议迫使政府做出了一些让步，例如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从65岁下调到64岁，并同意让退休者每月领取1200欧元的最低养老金。

　　但政府在两个核心问题上没有改变，即从今年夏末开始至2030年，法定退休年龄将从目前的62岁逐步提高到64岁；2027年起，退休者只有在缴纳社会分摊金满43年的前提下，才能领取全额养老金。

　　“当反对声如此之大时，政府不听是很危险的。”法国劳工民主联盟(CFDT)公务部门秘书长雅科说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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师恩难忘******

　　刘末利

　　1960年，对于当下，已是十分遥远。对于我，那时从学校毕业，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，还是如此清晰在目。那时的我，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，也显得非常稚嫩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。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，社领导、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，都给予鼓励、赞许。

　　记得1961年的春天，我奉命出差，地点是天津市区。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。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。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：“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，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。”

　　几十年来，这个“评语”一直牢记在心。1963年初，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。第二年的春天，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。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。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，我毫无把握。到了杭州，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，更使我忐忑不安，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“出洋相”。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，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。他当即给我出题目，约请与会的杭州、宁波、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，他也参加。社长手把手的指导，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。一切安排妥当，座谈就在晚上。趁那天下午休会，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，我也随行。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、聊天。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，品尝龙井新茶。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“机会”，享受龙井的美妙，一杯接一杯，忘乎所以。返程途中，自我感觉不妙——晕车了。回到宾馆，免去晚饭还不行。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，与会者陆续到达。我却因胃里“翻江倒海”，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。多少年来，无论我怎样努力，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，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：“你这种身体，怎么当记者呀！”

　　这个“洋相”出得够可以的了。晕车固然是因为“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”，算不上疾病，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。“杭州事件”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“对着干”。后来，我因采访而海、陆、空都“晕”过了。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，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，我参加首航采访。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“现场采访”。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，我就晕得躺倒了。眼看完成任务有难，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。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，再陪着我前去。我就在“采访—躺下—再采访—再躺下”的节奏中完成“首航”。

　　岁月流逝。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，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。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。1979年初，上海分社“开张”，包括分社负责人，人员只有七八个，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。那时国家进入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新时期。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，又是全国工业基地；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、对外开放的方针中，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。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、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，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。上海分社“经济报道没做好”，使我承受巨大压力。我感到迷惘，无所适从。某年，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。我不知道他此行的“任务”。但是他私下对我说，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，责任不在于我，我已经尽职了。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。1982年春，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、专稿部及广东、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，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。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，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。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，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。于我，真是醍醐灌顶！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，目的明确，效果显见。我走出了“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”、“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、文艺、体育等‘三宝’为主”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，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。

　　也是在1982年，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，明确了“面向中间，反映现实”的专稿工作新方针。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，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、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。其时香港《明报》、《快报》等常见署名“宗涓”的专电，评述中国时政。文笔挥洒自如，读得我如痴如醉，不胜钦羡。我本专稿部出身，于是学样“跟进”。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，给我鼓励。1984年底，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，还当面请教，受益匪浅，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。上述时期，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，我的多位老同事，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，他们是我的益友，更是良师。我永远感谢他们。挂一漏万，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。

　　1984年底，各地方分社换班。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心中茫然。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。他“面授机宜”道：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。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“强项”；二来只有身在“第一线”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。后来，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。虽然辛苦，于我个人、于分社都足见成果，毋庸多言。

　　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，得到多位领导、资深同事们的培养、帮助，十分难得；唯有满怀感激，永远念叨：“师恩难忘”！

　　(历史资料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巫邓炎）

[责编：天天中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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